纣王残暴是汉儒的历史性诬陷

朝政似乎终于开始谦卑，不管怎么说，吉兆。积重难返，却又百废待兴，路漫漫兮修远，难测。且发此旧文，权作感叹。
 

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，当属无知。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，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，记载于《尚书》中的《洪范九畴》篇。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，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，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。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？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。后来的孔子，更是无从解说。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，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，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。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，即便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，也含混得可以。后来的文化人写历史，从孔子写起；后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，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；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，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。

从箕子所讲说的《洪范九畴》中，人们可以发现，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。只不过，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，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：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，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，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，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；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，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。政治是否清明，完全有赖于当政者的人品是否贤良。因此，在最高权力的承继上，就有了择贤和让贤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由民众，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为民众挑选择继承者。这样的权力交接方式，无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，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民意。但也不是一点民意都没有。因为臣民的意见，也是君王考量后继者的重要依据，比如《尚书》里尧之于舜的考察。问题是出在：究竟什么样的贤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后继君主的标准，并无成文的法规。这不仅使最高权力的禅让制度十分脆弱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世袭制度取代，也让人们难以分清，什么叫做圣明君主，从而就造成了后人的浑说圣贤。比如孔丘那样的半吊子伦理道德说教家，把姬氏家族里的三个人物，文王姬昌，武王姬发，周公姬旦，与尧舜混为一谈。且不说，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；就算完全一致，也并非尧舜那样的民主政治领袖。

中国上古的民主政治领袖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即躬身亲政时的谦卑品质。这在《洪范九畴》里叫做“敬用五事”。五事中的第一条，便是貌恭。貌恭者，谦卑也。尧舜时代的君王，不以威严著称，而以亲民见长。因为那时的君王，没有权力化身的意识，更没有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，而是天然具备民众仆役的自觉。整个一部《洪范九畴》都是教导君王，如何做好民众仆役。其中包括，如何为政，如何自律，如何稽疑，亦即解决疑难。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：经由一个由庶民、卿士、君王和卜筮组成的民主协商会议，解决国家碰到的疑难问题，作出重大决定。在这个协商会议里，君王的表决只占一票；这一票的份量还不及卜筮举足轻重，因为卜筮通过占卜询问天意，通常是代表天意。至于《洪范九畴》所例举的所有道德要求，全都指向朝政者，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。这与数百年后的孔儒教义截然不同。至于一千多年后的宋儒伦理，更加南辕北辙，竟然将道德诉求变成一种“饿死事小、失事为大”式的道德恐怖主义，威胁民众服膺专制等级制度。不无搞笑的是，《洪范九畴》又被无知的后人归入儒学范畴。
文章：史前文明 食肉植物 灵魂 诸葛亮墓之谜